1999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我是被一声直冲云霄的哀号惊醒的。其凄冽、冰冷令缩在被窝里的我都打了个寒战。有一刹那我以为来地震了。羞愧地说，自打九八年冬天张岭那一小震后，呆逼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平海也能依葫芦画瓢地来一出。然而总是事与愿违。那天自然也不例外——哀号很快变成了呜咽，时断时续，大地却稳当如初。于是我想，没准老赵的小老婆又被何仙姑附体了。她总是擅于被各路神仙附体，有时是九天玄女，有时是吕洞宾，多数情况下是何仙姑。何仙姑喜欢用评剧的形式教育大刚夫妇，尖酸刻薄，宛转悠扬，十分精彩。
这么瞎想着，昏昏沉沉地，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像是打楼上下来，咯吱咯吱响，很快就进了堂屋。没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院子里，穿过走廊，在我门口消失不见。片刻后，卧室门被叩响：林林。不知为何，我没敢应声，而是扫了眼窗户。那里白茫茫一片，似有道亮光欲穿透窗帘蓬勃而出。
但母亲还是推门而入。几乎与此同时，哀号再度响起，我不由又打了个寒战。
“林林？”她隔着被子拍我一下，“快起来，今天不用去学校了。”
“咋了？”我总算露出了个脑袋。
“你爷爷没了。”母亲背对着我在床头坐下，声音干涩而轻快。朦胧晨光中她披头散发，裹了条黑呢子大衣，却在不经意间携着整个寒冬卷土重来。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又缩回了脑袋。我甚至忘了挤出几滴眼泪。
半晌，母亲站起来，轻叹口气：“下雪了。”确实下雪了。我又扫了眼窗户——理所当然，那道光更亮了。
爷爷死于心肌梗塞。头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整个人都凉了。多么奇怪，他老人家身上有那么多病——高血压，气管炎，糖尿病，又中了风、瘸了腿，最后却被心肌梗塞一举命中。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说不好。至少这个噩耗令恢复自由的父亲沉默了好几天，尽管负责接人的陆永平早早给他通了气。当然，也没准是奶奶的表现太具感染力。不等父亲进门，她老人家就奔将出去。在即将碰触到儿子的一刹那，她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嚎道：“你爸没了！”
虽然抱着奶奶，但我却无力控制她肆意奔放的声带颤抖。那跌宕起伏的冲击力令我鼓膜发麻，连拂过门廊的阳光都在瑟瑟发抖。于是陆永平就关上了大门。他提着个破包——长脸一如以往般黑亮——狠狠地吐出俩字：“哭啥！”其时父亲已跪到了地上，而胡同里的脚步声越发细碎而清晰。母亲搀着奶奶，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那刚洗的头发却裹着浓郁的清香，不时拂过我的脸颊。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难以保守秘密的人。九九年春天杨花漫天时，我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未必地动山摇，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然而那个四月上午见到父亲时，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他瘦了点——当然，也可能没有，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配合着大张的嘴，眼泪无声地涌出，聚于鼻尖，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
阳光明媚，一切却在摇摇欲坠。我吸吸鼻子，瞥了陆永平一眼。他扭身拴好门，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依旧是俩字：“行了！”后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一把甩开陆永平——与此同时，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在奶奶的伴奏下，连磕了数个响头。具体是几个，我也说不准。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
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留陆永平吃饭，他却连连摆手。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然而没有。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2000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
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母亲却听之任之。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
“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我简直是个神经病。父亲出狱的那个四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值得庆贺！
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五月初的某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二号，市教委组织广大中小学生上街，自发而义正言辞地抗议美帝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且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游行。其时人头攒动，彩旗飘展，口号热烈，群情激昂——如果美帝大使馆胆敢驻在平海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拿起鸡蛋和砖头把它砸个稀巴烂。遗憾嘛，有二：其一，学生方阵被排在第二位，排在最头的是平海市法轮大法联合会，难道不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们冲锋陷阵吗？其二，口号喊得人口干舌燥，却连瓶水也不发。等满身酸臭地赶到家，我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于是父亲就给我递来一瓶冰镇啤酒。我咕咚咕咚干了个爽。父亲躺在沙发上看碟。他老不知从哪抱了个VCD（家里那台九八年春天不知给谁顺了去），租了一大堆的港台片，一看就是一整天。我没事也会瞅两眼。记得那天放的是《暗战》。我一瓶啤酒快下肚时，刘德华终于一口老血喷到了屏幕上。父亲说：“可以啊，林林。”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大概为了缓解我的情绪，父亲又说：“问你个事儿，林林。”我说：“啥？”他弹弹烟灰，又开了瓶啤酒：“这一年，你姨夫——是不是老到家里来？”
父亲这一问，我倒想起五月一号的晚上。那是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九八年，这部好莱坞史诗级爱情故事在红遍全球的当口，顺带着把巨浪推到了平海。周围人满口都是“电影”、“杰克”和“露丝”。我们当然也没经住诱惑。事实上九七年冬天平海台在放泰坦尼克号的科教片时，母亲就应允“明年公映了一定去看”。可惜父亲出了事。这一拖就是一年，呆逼们嘴里的香艳镜头没少让我流口水。当时大概有十点多，奶奶早早回了屋，父母分坐两侧沙发，而我，正搁凳子上洗脚。女主邀请男主给她画画时，父亲看看我：“还没洗完？磨磨蹭蹭。”我刚想顶句嘴，露丝就脱光了衣服。虽然“赶紧”撇过脸，但我还是不失时机地扫了眼她坚挺的乳房。父亲呵呵地笑了两声。母亲瞥我一眼，冲他皱了皱眉，但终究只是切了一下。等我倒完洗脚水再回到堂屋时，父亲让我早点睡。母亲不满地抗议：“你管他？”我也不好坐下，就站在门口看。很快，期待已久的画面就出现了——杰克和露丝在老爷车里大搞特搞。“少儿不宜。”父亲斩钉截铁。母亲清了清嗓子，没吭声。“不就是偷人嘛，啥爱情？”片刻，父亲一骨碌打沙发上坐了起来，像是要跟谁干上一架，“老外就是邪。”母亲依旧没吭声，长马尾却在靠背上晃了晃。这到结束都没人说话。起先我倚着门槛，后来就坐到了母亲身旁的扶手上。不知是熟悉的清香，还是紧张的剧情，抑或是其他的什么，直坐得大腿发麻我都没挪下屁股。字幕出现时，母亲叹了口气。父亲则靠了声，好半会儿才说：“扭住腰了。”
当然，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记得农忙后的一个傍晚，我蹿到家时，陆永平赫然坐在堂屋里。连襟俩满面通红、酒气熏人，牛逼已经绕梁三圈。这让我大吃一惊。其时我已许久未见陆永平了。那年麦收依旧用的是他的机器，但也就装到拖拉机斗里算了事。上次他到家里来应该是一个四月末的晚上，我亲姨随行。夫妻俩拎了两瓶酒，又给奶奶提了兜鸡蛋。那时我家堂屋打正中拉了条布帘，东侧是客厅，西侧挨窗台摆了架缝纫机，旁边立了个大书架。母亲偶尔在西侧看书、批作业。我也有样学样，就那台缝纫机——我趴上面得做了好几套模拟题。那晚奶奶也在，几个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母亲去过几次厨房，却很少发出什么声音。绝对主角当然是奶奶和张凤棠。后者把父亲的肩膀拍得啪啪响，说啥浪子回头金不换。她甚至要给父亲介绍工作。这种氛围我实在受不了，只好奔出去透了会气。再回来时，夫妻俩正要走，张凤棠突然提到了钱。她说：“咱家的钱不急，今年你哥哥肯定用不着，可别有啥压力。”我清楚地记得，在那盏刺目的永辉牌节能灯下，陆永平的脸一下就黑了。母亲说：“想想办法呗，有钱就还，毕竟咱谁家也不是印钱的，都有急用的时候。”父亲瞪大眼：“急个屁，咱哥缺那点钱？”陆永平呵呵干笑，似乎说了句什么俏皮话，一屋子的人却都无动于衷。
那晚凝固如铁，这个傍晚流动如云。尽管掀着门帘，吊扇也叫个不停，屋里依旧烟雾缭绕，简直进不去人。陆永平说：“小林回来了。”父亲则冲我招招手：“林林你也来点？”我正想转身上楼，父母卧室门开了：“林林，别理他们，该干啥干啥去。”我没想到母亲在家，眼皮一下就跳了起来。她还是那身碎花连衣裙，云雾中的眼眸却那样朦胧。然而连襟俩根本就没容我上楼——打厕所出来，堂屋就已经劈啪作响了。我赶忙冲进去，于是便身陷一片狼藉之中。桌子掀翻在地，残羹冷炙，汤汤水水，几片白瓷碎片反射着红彤彤的黄昏，分外闪亮。两人扭在一块，掐拽捶打，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只是那哼哧哼哧声陡然让人觉得滑稽。正不知该如何着手，母亲探出个头说：“还没够？要打出去打！”印象中两人又僵持了好一阵，那种体位、姿势和力度——恕我直言，但凡哪位慧眼识珠的艺术家打此路过，定会将其绘入油画，裱至卢浮宫去。后来连襟俩分开了，再后来又绞到了一起。我尝试着做点啥，却被母亲厉声喝止。夜晚的降临以陆永平的脑袋挨了记啤酒瓶为代价。血瞬间就涌出来，淌过了那张黑铁似的长脸。与此同时，苦主说：“操。”正是此刻，奶奶哼着小曲回来了。她唱道：“一席话勾我万缕情肠，不由人羞涩满面口难张。”
再次见到陆永平就是暑假了。中招很顺利，简直有点手到擒来，毕竟市运动会金牌给加了10分。人生头一遭，我有了种广阔天地任我行的感觉。从未有过的自由度让我恨不得炸裂开来。母亲却提醒我不要得意忘形，“你才干了点啥啊，这路可长着呢”。就是到学校领通知书那天，我飞快地骑过街口时，两个熟悉的人影勾肩搭背地打小饭店晃了出来。白色的是我亲爹，略高；黑色的是我亲姨夫，略矮。时值晌午，艳阳高照，大地似要熔化一般。而我，分明是根人肉冰棍，雨点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地洒了一路。时不时我要甩甩头，以免汗水沾染了那张洁白无暇的通知书。当时我想的是，再来点风啊。
父母是什么时候恢复性生活的，我不清楚。那些贴墙倒立后苦苦等待的神经病之夜，我几乎毫无收获。只记得有次半夜迷迷糊糊地下楼上厕所，走到楼梯拐角时就理所当然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立马醒了大半。很沉闷，却无疑在吱嘎吱嘎响。母亲偶尔哼一声，父亲的喘息粗重而模糊，宛若碾成粉末的饼干。这是在五月份，父亲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老要立志做一个迷影导演。就在通知书下来那个下午，父亲又喝了不少酒，尽管中午他已经跟陆永平喝了一场。我清楚地记得，他柔软得像根面条，一眨眼工夫就顺着椅子滑了下去。那晚我们仨在楼顶乘凉。一如以往，十点多时母亲就下去了。半夜醒来，奶奶呼噜如旧，我却渴得要命。磨蹭好半晌，我才摇摇晃晃地下楼喝水。之后如你所料，“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拍击声很响，父亲的声音也很响。他说：“我厉害，还是他厉害！”不是说一次，是重复了无数次，像一个魔咒。在咒语的间隙，母亲轻吟如泣。后来节奏越来越慢，父亲叫了一声骚屄，就喘成了一头老牛。好一阵没有任何动静。在我犹豫着该上去还是下去时，母亲终于说：“起开。”片刻，一阵窸窣中，父亲喊了声凤兰。然后我就听到了一种毛骨悚然的声音。起初像是球鞋在塑胶上摩擦，后来又伴着咯吱咯吱响，似一个没牙老太在笑，再后来整个声线都流动起来——冰块不间断地落入玻璃杯中，却在分秒间化成水，顺着倾斜的杯沿缓缓淌下。如被一颗流星击中，我立马打了个冷战。父亲在哭。无论我如何努力，再也挪不动半步。“好了。”许久才传来母亲的声音，温柔而酥软。“好了。”她又说，伴着轻叹而出的一口气。很轻，像一对酥唇吻过你的脑门。
陆永平死于九九年初冬。一个稀松平常的周末，我回到家时，奶奶坐在院子里。不等我扎好车，她就说：“西水屯家走了。”我说：“谁？”她说：“你姨夫死了。”那一阵，平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那些遍布乡野或大或小的坟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正一点点地消失不见，像是一只神秘巨掌轻而易举地抚平了祸患百年的痘疮。据奶奶说，为了平坟工作的展开，陆永平作为市里钦点的模范，一马当先地平了他爹的坟，“任他妈磕头哭闹也没用”。然而他爹的墓碑太过高大厚重——“那可是老远运来的山西黑啊”，倒下时在我亲姨父的头上“着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奶奶是满面通红地怒斥。显而易见，爷爷的丘也无从幸免，尽管他“才躺下多长时间啊”。“老天爷啊”。最后一次见陆永平是在一中家属院的小吃摊上。当时我和某个呆逼想尽办法总算搞到了两张请假条。炒米粉还没吃几口，我便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打一旁的小饭店走了出来。他一眼就看见了我，笑吟吟地踱过来，问这是改善生活呢。我只能干笑了两声，甚至没问他怎么会在这儿。理所当然，百般推辞，陆永平还是替我们付了帐。完了他又提了袋水果过来，问我钱还够不够。我面红耳赤，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只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陆永平走后，呆逼问：“谁啊？你爹？”
1999年的初春大雪纷飞，我在某位叔伯老叔的带领下，挨户登门磕了六七十个头。在胡同口我碰到了陆永平。他和张凤棠一块过来。后者进了奶奶院，他则帮忙搭起了灵棚。我站在门廊下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奇迹般地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拢起火堆，在棚子里坐了好久。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雪猛得像肺痨患者咳出的唾沫，苍茫大地间只能听到奶奶的嚎啕。然后天就黑了，来吃死人饭的人络绎不绝。陆永平端一碗面过来，让我趁热快吃。他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人都有这一遭，没啥好伤心的。”